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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澤諭吉與《學問之勸》

福澤諭吉與《學問之勸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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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9571193953
林呈蓉
五南
2017年10月25日
127.00  元
HK$ 120.65  






ISBN:9789571193953
  • 叢書系列:經典哲學名著導讀
  • 規格:平裝 / 288頁 / 15 x 21 cm / 普通級
    經典哲學名著導讀


  • 人文史地 > 當代思潮 > 其他











      對青年學子而言,為學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?學問可以兼顧有趣與有用嗎?而什麼樣的學問才稱得上是有用的學問?這些古今中外學子心裡經常存有的迷惘與疑惑,皆可從福澤諭吉《學問之勸》一書中找到解答。這本近代日本史上的首部暢銷書,自出刊以來歷一百四十年而不衰,日本社會每每遇上瓶頸時,例如,幕末維新的時期、太平洋戰爭敗戰之後,以及所謂「消失的二十年」之現在,《學問之勸》經常扮演救贖的角色,溫故而知新,人們試從作者福澤諭吉的教示中尋求處方箋,更突顯福翁思想的歷久彌新。



      身處瞬息萬變、前途多舛的二十一世紀,每個人心底多少潛藏著各種隱憂,《學問之勸》則引領讀者凡事應正面思考,以邏輯思惟的合理精神去面對各種困境,言動審慎,學習自尊自重而不損知識分子風範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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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前言 福澤諭吉:日幣萬元的肖像

   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:《學問之勸》

    歷史文脈中的未來:史學研究之真義

    另一思考核心:民權論、國權論與實學



    壹 福翁的心路歷程

    一、福澤諭吉思考的形塑

    二、聰明大智的境界

    福澤諭吉的〈脫亞論〉



    貳 《學問之勸》真義

    往上提升的帝王之道

    一、《學問之勸》之內涵

    〈初編〉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

    〈二編〉人際間的同等事宜

    〈三編〉國際間的同等事宜

    〈四編〉論學者之職分 其一

    〈五編〉論學者之職分 其二

    〈六編〉論國法之可貴

    〈七編〉論國民之職分

    〈八編〉不可以我心制他人身

    〈九編〉學問之目的所為何事

    〈十編〉提升學問的目標

    〈十一編〉名分與職分之相違

    〈十二編〉講演乃學問研究的一項重要手法

    〈十三編〉怨念有害論

    〈十四編〉心念的盤點與決算

    〈十五編〉凡事存疑並斷然取捨

    〈十六編〉守護眼前的獨立

    〈十七編〉論人望

    二、《學問之勸》解析

    《學問之勸》之於二十世紀的意義

    《學問之勸》之於二十一世紀的意義



    參 《學問之勸》釋疑

    偽本《學問之勸》

    《學問之勸》釋疑



    肆 再談福翁

    一、福澤諭吉迷思之背景

    福澤史觀的本質

    講究實用之學

    人間平等論

    《學問之勸》的時代意義

    福翁的文明觀

    福翁對外觀之形塑

    文明與野蠻的抉擇

    國權與民權之間

    二、福澤諭吉的思想進程

    《美歐回覽實記》的啟示

    「明治十四年政變」的衝擊

    清日甲午戰爭:見證文明開化的成果



    結語 獨立自尊

    國民的品格:判斷力與行動力

    綜觀福翁



    附錄 福澤諭吉的學問論

    附錄一 學問之獨立

    附錄二 中津留別之書

    附錄三 財富之外還有名譽



    主要參考資料(依出版年份排序)



    福澤諭吉年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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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戰後的福翁情結




      福澤諭吉(1835-1901)在明治日本的時代發表過不計其數之著作,透過洋書翻譯,而扮演媒介西洋文明的角色。為了介紹歐美社會,有效傳達日本社會前所未聞的新觀念,福翁自創了各種「新語」,例如「自由」、「社會」、「權利」、「借方」、「貸方」、「版權」、「汽車」、「討論」、「改良」、「保險」等等(齋藤孝,49),而這些譯語又輾轉傳入了近代中國社會。福翁曾自詡他要把西洋文明切成一節節地賣出(西洋文明?一節???切???)。



      除了翻譯作品之外,福翁的著作、社論、詩文等汗牛充棟,多數都收錄於戰後出版的《福澤諭吉全集》全二十一卷(1958-1964), 近年來更有書簡史料大量出土。眾所周知,了解福澤諭吉、研究福澤諭吉乃了解明治日本、研究明治日本的捷徑之一,而書簡的出土更是掌握幕末維新期間日本社會情勢的重要史料。早在1918年(大正7)福翁的相關書簡約兩百五十四封被集結成冊,以《修養實訓 福澤先生?手紙》為題,出版刊行,但其數量亦難以與2001年岩波書店《福澤諭吉書簡集》全九卷之版本相比擬。 福澤諭吉之相關著作,數量龐大,可以等身高稱之。福翁仍在世期間的1898年(明治31)曾把部分作品編篡成《全集》五卷;到了大正年間,又有《福澤全集》全十卷(1824-1825)、《續福澤全集》全七卷(1933-1934)出版;戰後則有《福澤諭吉全集》全二十一卷(1958-1964)出刊;接著,在千囍年以後的當代,另有《福澤諭吉書簡集》全四卷(2001-2003)刊行。顯見福翁可謂是古今中外少見的多產作家,幾乎無人能出其右。



      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犬養毅(1855.6-1932.5)也是福澤諭吉門下生,他曾為《修養實訓 福澤先生?手紙》寫序,在犬養的認知中,福翁書簡的文體與氛圍,宛如家人之間談笑風生,顯見福澤諭吉的文筆之於近代日本而言,相對是平易近人,亦清楚展現福翁的人格特質(服部禮次郎,頁3-4)。



      福澤諭吉原本被明治政府視為是「鎖國攘夷論」者,即使相互之間並不對盤,但明治政府仍試圖延攬入閣,但仍遭福翁婉拒,他一心專注於洋學教育與著書翻譯上。然而,福澤諭吉卻成為日本社會新思惟的開創者。當明治新政府的歐化方針確立之後,福澤諭吉的態度一變,開始批判日本傳統舊思惟,並為新文明開啟社會啟蒙的新頁,而《學問之勸》則可謂是這一連串活動的重要文宣品。



      根據日本經濟學者小泉信三(1888-1966)之研究指稱,福澤諭吉立場轉換的主因在於,此一時期福翁的思想逐漸受到明治政府感召,欣見新政府的開明作為,乃決意從旁協助明治政府的革新事業,且以成為日本新思想指導者自詡,而其中一項具體作為,即《學問之勸》十七編的撰寫(大久保啟次郎,1)。



      福澤諭吉撰寫、出版《學問之勸》,始於1872(明治5)2月至1876(明治9)11月期間,歷時四年,福翁時逢三十九至四十三歲的壯年之際,其後再把陸續發表的十七編小冊結為一冊,而成為啟發明治人心、打破封建舊思的利器,亦成為福翁作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代表著作(大久保啟次郎,1)。



      明治初期的福澤諭吉除了獲取今東京都內的三田台地,經營私校「慶應義塾」;又把過去三度西遊的歐美海外見聞,著書介紹,此一時期的福翁可謂是對西洋文明與國家未來,充滿熱情與期待的年代(西田毅,頁6)。??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1882年(明治15),福澤諭吉創刊〈時事新報〉(1882.3.1-1955.10.31),每天的報紙社論基本上是由福澤諭吉撰稿,然而福翁再怎麼關心時政,果真在1901年過世以前都是由福澤諭吉執筆撰寫?1971年,日本岩波書店出版《福澤諭吉全集》二十一卷,其中〈時事新報〉的部分占占了九卷。部分研究者根據福翁的習慣用語推斷,在九卷的〈時事新報〉中,福澤諭吉親筆撰寫的社論,充其量是亦不過是兩、三卷而已。



      福澤諭吉研究者認為,這些社論中部分是福翁親自起稿,部分則是由旗下的少壯記者撰寫。畢竟從福澤諭吉撰寫慣習用語觀之,福翁幾乎不太使用「有」、「無」等字眼,而多使用「可」與「不可」;其次,除了四字成語之外,福澤諭吉在撰寫社論時則儘可能地隱藏自己的漢學造詣;而在用詞遣字上,福翁更有自己固定的筆癖。而大妻女子大學教授井田進也的研究則認為與〈脫亞論〉相關的幾篇文章,如〈東洋?波蘭〉、〈??????必勝?算??〉等侵略主義或皇室中心主義的文章,乃由少壯記者高橋義雄、渡邊治等人起稿的可能性較大(井田進也,頁7)。



     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:《學問之勸》



      近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,其執筆撰寫的論作以「等身高」形容,絕不為過。即使距今近兩世紀,然而其代表作之一的《學問之勸》、《文明論之概略》、以及《福翁自傳》等作品,或可稱之為福翁的三部曲,至今在日本社會仍有廣大的閱眾市場。其中,《學問之勸》不僅在當代,更是明治時期、或稱日本史上第一本暢銷書。據聞明治時期的日本總人口數約三千萬,但該書在當時共賣出了三百四十萬冊次,《學問之勸》的熱銷景況可見一般。



      福翁撰寫《學問之勸》的契機源自於九州中津一帶(今大分縣中津市)想辦教育,乃委請同鄉的福澤諭吉撰寫一部足以因應新時代,建立國民基本精神,且能提供社會大眾廣泛閱讀的的教學講義。福翁早在江戶時期的1858年(安政5),利用中津藩的江戶藩邸開設蘭學塾,教授洋學,因此他便以「慶應義塾」名義出版《學問之勸》。然而,〈初編〉的部分是福翁與小幡篤次郎的共著之作。由於〈初編〉一推出便熱銷,人氣沸騰,福澤諭吉乃乘勝而獨力完成其餘各編,最後的〈十七編〉的完稿之際已是1876年(明治9)11月,而兩年後的1880年(明治13)7月,則將各編合刊,另以《合本 學問之勸》全一冊之姿,重新刊出。合本的自序中記載如下,「該書乃自己讀書餘暇隨筆之所記,自明治五年二月執筆撰寫初編開始,同九年十一月則以十七編告終」 、又?編「撰稿篇幅約十頁」左右 。



      《學問之勸》〈初編〉的熱銷景況,依福翁自己的說法,正版狂賣了二十萬部,外加偽版、盜版印刷本等共二十二萬部流通市面。換言之,以當時日本的社會人口三千五百萬計,平均每一百六十人便有一人購買該書(大久保啟次郎,1)。



      然而,何以《學問之勸》在當時如此受到社會矚目呢?翻開該書開頭,「天不在人上造人、不在人下造人」 一句,便足以驚艷四座,而一如福澤諭吉其他的論作一般,福翁習以平易語調之文筆,一針見血地點出問題癥結。撰寫《學問之勸》的當時,則是以民間普遍讀本、抑或是小學教科書為出版目標,因此從〈初編〉乃至〈三編〉之內容,則儘可能地以簡易字眼深入簡出;〈四編〉與〈五編〉的內容,其所設定之閱讀社群是知識分子,因此用詞遣字相對艱澀;〈六編〉以後則再度回復簡易文體,以方便閱讀。 無論如何,《學問之勸》仍不可不謂是影響明治日本大眾思惟的重要作品之一。



      事實上,受到影響之閱讀大眾從南至北,從庶民布衣乃至達官貴人,不計其數。以北海道地區為例,明治初期的日銀總裁川田小一郎之子,川田?吉於1874年(明治7)曾在慶應義塾學習,?吉後來到英國學習造船技術,回國後除了擁有造船事業之外,並在北海道的上磯創設農業試驗所,因成功栽培日本馬鈴薯而聞名;無獨有偶的,1874年同時在慶應義塾學習的伊豆豪農依田勉三,畢業該校後便組成土地開拓集團「晚成社」,前往北海道的帶廣闢地開發。



      再以九州為例,1881年(明治14)創立的〈鹿兒島新聞〉(今〈南日本新聞〉)之關係者元吉秀三郎(編集長)、矢野可宗(編集員)、野村政明(社長)等,皆為福澤諭吉的旗下門生,1882年(明治15)8月的一篇社論中,以「與其生為奴隸之民,勿寧死為自由之鬼」的斗大標題,大肆宣揚福翁的自由與民權精神;北九州佐賀武士之子的高取伊好,也曾進入慶應義塾學習英學與炭礦學,其後從事石炭業而成為日本大正時期的石炭王,除了活躍於炭礦界之外,更熱心於地方文化的發展(石板嚴,頁1-4)。 在明治十年代以前,帝國大學尚未設立,福澤諭吉創辦的「慶應義塾」,則是培育日本近代人才的搖籃。




    其 他 著 作
    1. 知識人的時代使命:從福澤諭吉到矢內原忠雄,啟迪民智並引導社會走向文明開化之進程
    2. 台灣史(三版)
    3. 典藏台灣史(精裝書盒版)
    4. 典藏台灣史(五)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
    5. 臺灣全志卷七外交志國民外交篇
    6. 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
    7. 水野遵: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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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9. 日本史